不断的风筝线之七
19
我在报警器岗位的师傅也是八四年徒工，是北安市农垦总局干部家庭出身。
他哥的岳父是大庆市政协主席。
他一九八三年上大庆警校半年被退回原籍，八四招徒工来大庆乙烯工作的。
他爱人在石化总厂乙烯财务处工作。
父母都是北安农垦总局里的干部。
我这个师傅虽是乙烯过来的人，但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不站队，从来都是单打独斗。
记得我来到计量处不久，他就做出了两件让人刮目相看的事。
有一次一个副主任在走廊里抓到他抽烟后，罚他二十元钱。
结果他天天在走廊里走动各屋串岗，一天上午他终于看到抓他抽烟的副主任手里点着烟。
他从自己的房间出来到对门的主任房间里，几步就抓住了主任抽烟的现形，并要求扣钱，否则就没完。
结果这个副主任也被扣20元钱，这事才算结束。
另一次是我们十几个人在楼前填大坑修路，也是这个副主任说：“这几天路要是修不好，就要求大家周日也来上班修路，不来的就扣钱。”
结果他说：“我就不来，看看谁敢扣我的钱，要是扣我钱我就将他的腿打折了。”
周日我们确实来几个人修路，但我这个师傅没来，确实也没有扣他的钱。
通过这两件事，我发现这个单位的领导不适合于恭敬，对付他们的手段一定要强硬，否则就会被他们欺负。
后来我跟他在一个岗位工作，他懂仪表自然就成了我的师傅。
在我们班整体搬到乙烯上班后，跑通勤时每天都能和以前机关的熟人坐车一起上下班，在车上总能听到机关里的一些小道消息和新闻。
有一次调度长去日本考察回来，他在车上讲了去日本所见到的日本国家文明管理和国家制度。
他说日本干净，一周没洗白衬衣，领口一点都不黑；他们听说在日本不丢东西，就将雨伞放到了一个大商店的门口，结果忘了，过了一周想起来了，就去看看，雨伞果然还在那里放着；日本管理是高薪养廉，像他这个级别的在日本月薪20万日元（89年兑换3万元人民币左右），但是日本公司没有招待费，谁招待你吃饭谁自己花钱，所以在日本吃招待餐也是AA制。
我们的处长去德国考察回来说：在德国没有看到过太大的火车站，一般车站就一个售票房，一个站台。他还说德国人富裕，家里两口子开自己的车上班。在德国的工厂里，一个女员工到班上换完工作服，然后在冰箱里拿出来一杯牛奶，吃完早点后开始工作，一个人管理四至五台机床，大型的工件有可能要干上一周。
也有去了澳大利亚说：在澳大利亚他坐出租车看到有的车上放着游艇，就说：“这个国家的人真富啊，自家有游艇。”司机师傅说：“这都是穷人，真正的富人家里有码头。”
去英国的人也有，他们说：“在英国为了治理“雾都”（就是我国现在的雾霾天气），将大型污染环境的工厂都关了，像我们新开工的30万吨乙烯化工厂，在英国的莱茵河畔已经成了废墟。”
还有一些去过欧洲的人说：“欧洲是修路不修车，各个国家之间的高速公路联网，不设收费站和海关签证区。”等等。
在通勤车上大家也有抬杠的时候。
一次有一个人说某某人技术好，这个企业没他是不行的。
原厂办秘书科的人就说：“在中国没谁都行，中央书记都空缺了一个多月，国家的秩序不是也没混乱吗？你不是还在上班吗？只不过现在是跑通勤而已。”
班组搬到乙烯之后，单位将计量一室分成了两个室，原龙凤的人员在龙凤上班，是计量一室；原乙烯的人员回乙烯这面上班，是计量二室。
机关的人员都搬到乙烯上班了，将原计量二室的衡器和大容器检定班组划归新计量二室管理；又新成立一个流量计检定站，人员是从一室和二室调整过去的。
我到乙烯上班后，也经过了一年多相互了解，逐渐的就和大家就混熟了。
我发现衡器和大容器的检定员胆子太大了，他们经常在外面吃饭，有时回来手里还提一个兜子，有时是烟酒，有时是水果或者是鱼肉之类的。
结果好景不长，他们其中一个人犯事了，是安达一个养油罐车户哥俩分赃不均打起来了。
弟弟举报哥哥偷油，哥哥将油罐车开到荒地上把车给解体了。
当检察院到我单位抓人时，这种事情就败露了。
此时大家才知道检定汽车罐的人收钱后，根据罐体误差的上下极限给他们出两个证书，进厂送油时拿误差大的证书作计量依据，从厂里往外拉油时，拿误差小的证书作计量依据。
现在时髦的话：“阴阳合同。”
这个关键的岗位，出现了这么大的职业犯罪事件，被新来的处长把这个岗位给取消了，全厂的进出厂油品计量全部安装上地衡计量，铁路罐车安装轨道衡计量。
转眼间冬天就到了，我的师傅参加职大培训班脱产学习去了，报警器岗位由我暂时负责开展检定工作。
以前是和师傅一起，配合安全处人员到装置现场检定，检定规程上写用浓度百分之（二十五、五十、七十五）的甲烷气体做标准气体，对报警器的探头进行测试。
可是每一次都是用打火机罐的百分之百甲烷气进行测试，就这样的浓度有些探头也不报警。
按常理报警器的探头是桥路电阻元件，应该是在三个月就要更换一批。
这个问题我们向上级反映过，但是因为安全监督委员会没有钱，这个更换桥路电阻的事就做不到。
不及时更换就意味着全厂的报警器均存在着报警失灵的安全隐患，但是这个安全报警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还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到化工原料灌区（是石脑油和轻烃灌区）检查时，遇到三件事不可理解：
一是看到了地面打混凝土的施工队，将地面都平成了鱼脊骨形状，高矮落差相差5～8厘米左右，接缝处二十厘米厚，中间只有十几厘米厚，这样的一个大面积铺设现场，出现了这样的偷工减料问题竟然没有人管；
二是我们遇到了一个罐车卸轻烃，司机竟然用铁板手猛砸阀门，火星四溅，吓得我们跑到很远的沟里趴下了，等到卸完车才出来；
三是空车出大门时，门卫竟然上车打开油罐车的上盖，用眼睛往罐里看卸没卸净。
这么大的一个石油化工企业，竟然有如此多的安全管理漏洞，真是难以理解。
既然是让我暂时负责报警器检测工作了，我就根据检定规程规定的技术数据，一项一项的向主任提出开展检定工作所需要的条件，这些条件不解决，我就不能去现场检定报警器。
后来总厂主抓计量处的副厂长总来我们单位检查工作，厂长一来，主任就让我们把电班的设备搬到我们岗位，厂长走了，再把搬来的设备归还电班。
主任的这种做法我也不理解，干工作为什么要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呢？
知情人士透露说：“厂长给筹建报警器检测工作投资十四万五千元，现在是来验收了。这个钱被挪用了，所以搬一些设备蒙混过关。”
我知道内情之后便对所提要求更加的有信心了。
这个造反派出身的主任，对我提的技术要求满足不了，但是还逼着我干活，我们之间就经常发生了争执，后来发展到了只要是见面，我们两个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冬天黑的很早，没等下班他就领几个人打麻将，我那一看到他们打麻将了，就坐交通车回家，然后他就说我早退。
一九九一年初，一天早晨通勤车开到半路坏了，司机让我们下车推车，我当时棉衣服穿少了，在推车的过程中冻个透心凉，到单位就呕吐。
这个主任没问我病情，进屋就问：“于兴亚你怎么又迟到了？”我解释说：“不是我迟到了，是通勤车坏了。”
我俩话不投机，吵吵了一会，我实在挺不住了，就放话说：“我现在不和你理论，医院把病治好了，就去厂长办公室告你，你上班时间打麻将。”
之后一医院，他和大夫们很熟，无论是医生检查还是仪器检查，他都不用挂号，医生直接就给我看病，透视时说我的胃不动，诊断为神经性胃痉挛，我这次一病就是六年。
20
医院检查完病就回家了。
第二天上班后，一些同志关心我，问我病情怎样。
也有怕我去告状的，因为他们陪主任打麻将了。
我自然不会去厂长办公室告主任打麻将的事，因为这样会坑很多人的。
但是我也不会让主任消停的，我想好了办法一定折腾他不得消停。
此时计量处升级为正处级单位，但是争权夺利的两个副处长都被调整到其他单位了。
新上任的处长不到四十岁，是干部处处长的小舅子也姓周，他是工农兵大学生，能力强干起工作来雷厉风行，对计量处今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个年轻的处长，是从炼油厂仪表车间副主任职务，越级提升到仪表修造厂副厂长的职务，不到一年就转为正处级。
他在转正处之前，和龙凤这位副处长一起陪同主抓计量处的副厂长去德国考察，我们这个副处长回国后特别高兴，跟一些嫡系说：“小周要来咱们处了，给我当副手，他年富力强一定能把计量处建设好。”
结果是小周直接到计量处当处长了，把这两个争权的处长都给调走了。
我来到龙凤计量一室主任办公室，跟他汇报报警器检定工作情况，然后就开始告状了。
这个主任是从石油分站刚调过来的，对有些情况还不是很了解。
当我说到：“如果报警器还是这样糊弄下去的话，一旦装置发生火灾、爆炸怎么办时？”
这个主任说：“炸炸个鸟去吧，跟你有啥关系。”
我抓住他这句话就不放了，我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个道理你不懂吗？厂子爆炸跟任何人都有关系，就凭你这句话，我们就可以到厂长那里说理去。”
此时他又把话拉回来了，说：“你先回去上班，我跟你们主任说，这事得尽快解决。”
我说：“这活我不干了，我身体不好，你就让我回龙凤养病吧！我就这样回去了，他还会给我穿小鞋的。不过我跟你说，他要是再给我穿小鞋，我就到厂长那里告他领人打麻将的事。”
这次回乙烯上班没几天，仪表修造厂送来一批便携式报警器检定。
我说没有标准气体，不能检定。
新的处长马上就解决了标准气体的难题，我在检定时发现这一批报警器都超差，就判定其不合格。
处长是仪表修造厂出来的，这批报警器是仪表修造厂制造的，标牌上写深圳的一家公司，里面生产厂家写安达生产。
处长是应该很清楚报警器来源的，问我报警器的检定过程和方法。
我向处长如实汇报了报警器的检定现状，以及出现安全事故的后果。
处长听完我汇报之后，召集室主任和机关几位科长开会，落实报警器岗位的仪器设备问题。
几天之后周姐在机关遇到了处长，跟他说：“一家子，我弟弟在你单位，他身体不好，让他回龙凤上班吧！”
处长再次给几个科长开会时说：“报警器岗位的仪器设备既然没给配上，现在报警器又是仪表修造厂制造的，同是一个厂子的，产品检定合不合格就让他们自己检定吧，我们就不承担这个安全责任了，把这个检定标准就转给仪表修造厂吧，这个工作由我来做，你们大家同不同意这样的决定？”
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的。
处长来没几个月，先是把汽车罐检定标准给废了，这次又把报警器检定标准给废了。
我自然就回到龙凤上班养身体了，在龙凤工作这伙人也是一样的乱，每个班都是从炼油厂里出来的老师傅当班长，手下的一些老师傅和这帮年轻人都不服气，班里成天乱哄哄的，动不动就打起来了。
室主任解决不了的，就去找处长解决。
此时总厂领导调整，两个厂合并时多余的领导们，已经全部调整到了中石化公司的其他生产厂安置了。
原来的厂长管理教条，遭到黑龙江省政府官员们的挤压，导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厂困难，产品积压。
中国石化总公司将“大老粗”提升为总厂厂长，大老粗厂长上任后，转变了经营方式，全员集资买铁路罐车成立运输公司，搞多种经营的营销模式促使产品及时出厂，提升一些跟上面有关系的人员当官等等手段。
将一个刚刚走上科学管理的大庆石化总厂，一夜之间就退回了原来的老路。
至此之后石化总厂有几位有实权的的处级干部，他们因受贿贪赃枉法被判刑（当时的法律是受贿一万元就判刑，受贿金额达到三十万元就判死刑），其中在塑料厂厂长家中翻出受贿金额二十九万四千多元。
他判刑后给监狱建塑料厂为监狱创收，他的待遇很好，没有遭过罪。
中国石油职工也从此走上了“下岗、买断、分流”的不归之路。
我们处自然也就提升两个副处级干部和几个机关工作人员，周处长与这几个饭桶一起工作四年。
计量处在他工作的四年里给职工分了不少福利，他给计量处打造了一个天下，也为计量处的解体埋下了一粒罪恶的种子。
21
我回到龙凤班组养病期间，先是在衡器岗位学徒半年，之后又给我调到了压力岗位，跟老师傅学习检定压力表和血压计工作。
这年的春天我的胃病没养好，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了，单位老师傅给我出招，让我做个棉兜兜戴上，护住前后心口窝，不让心口窝着凉。
我用一个旧大衣的皮领子，将长毛剪短，中间剪断，用布带连接起来，前后胸都护住了，这个兜兜一直带到一九九六年，三伏天也离不开它。
病越养越重，鼻子又经常出血，起初是碰一下鼻子就会出血，到后来是打个喷嚏鼻子就出血不止。
这样出血大约有三个多月。
医院检查，他们说可能是败血症。
医院找个中医女大夫看病，她给我把脉问诊之后，看了看我的鼻孔说：“是溃疡，开几付药泡水喝，就会好的。”
共计八种药，用罐头瓶子泡水喝一周真就好了，因亲身体验我才相信中医的草根树皮能治病的理论。
一九九一年五月五号这天的子时于绍禹降生了，家里添了小孩之后，活自然就多了，麻烦事也不少，特别是这个孩子没吃过母乳，是吃奶粉喂大的。
好在我妈来我家帮我们带孩子。
我妈的身体也不好，但能在家帮我们洗涮，喂奶粉的孩子我妈也没经验，我们三个人把孩子喂的只长长度，不长重量，一个月只长了二两。
满月之后我爱人出去取经，学会了给孩子喂奶粉的方法。
孩子每天应该是定量定次数喂奶粉，而且水与奶粉的比例应该适当，然后孩子要是再哭就给喂水喝。
我们之前是孩子哭了就喂奶粉，很少喂水喝，总认为喂奶粉时就含有水分，真是“差之毫厘，缪以千里。”
不过这孩子也没喂出毛病来，而且是很活泼，还非常好动。
四个月时我弟弟结婚，我妈回家了（是六月份回来的）。
没过几天发现孩子大便像果酱一样，医院儿科检查。
儿科大夫用手摸摸肚子说：“怀疑是肠套叠，做个透视确定一下。”
经透视确诊后转到外科，外科大夫说：“得转院，他们这里治不了。”
转院得外科主任签字，我当时思维短路，对病情的危险程度不清楚，在主任办公室门外等到十一点多，也没见到主任的影子。
这时我就急眼了，在走廊里开骂，这一骂主任就出来了给签字了。
医院门口等车时，有个熟悉的大夫说：“你们怎么还没转院哪？这个病耽误了会死人的。”
这时我们才着急，正好看见邻居司机开车路过，医院（医院）。
经急诊转外科，外科大夫说得手术，介绍完危险性后让我签字。我签完字后，在那里等大夫来手术。
下午一上班，我三大姨姐两口子来了，还把她家邻居（是护士长）领来了。
护士长让我们抱着孩子跟她走，到外科透视室把孩子放在透视机上一看，说不行，这台清晰度太高了。
就又回到门诊透视室，我把孩子放在透视机上平躺，大夫在操作室里指挥，我在孩子身边，然后大夫给我一个小压力泵，是用血压计的加压球加压，将管的另一头插进孩子的肛门里，一点一点的往肠子里灌气，没几分钟话筒里传来“停”的指令，然后说好了。
交费时只花了12元钱。
这个亲身经历使我对外科大夫“救死扶伤”的职业产生了怀疑。
大夫让我们回家，并嘱咐我说：“在家观察几天，如果发现孩子胀肚了，医院做透视，千万别耽误了。”
我们回家的第三天下午，孩子又胀肚了，她妈妈抱着孩子到单位找我，医院做透视，我到儿科跟医生说明情况，让大夫开个透视单去透视。
这个女大夫不给开，说：“不能随便开单子，我要检查检查才能开。”
有了上次的教训，二话没说我就急眼了，把这个女大夫骂了一顿，还说：“医院外科就差一点把我孩子给耽误了，这次要是再耽误了，我就把你们通通弄死。”
单子开完了，透视没事我们就回家了。
这事过几年之后，我们单位也是医院生小孩，医院大夫问他：“你是计量处姓于，这是你家小二呀？”
他回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骂大夫的经过说了，他说：“医院大夫问我，这是你家小二呢？”
我的胃病是着凉一点就吐，遇到什么事也吐，可以说自一九九一年得病到一九九六年没进过饭店，就连朋友结婚通知我了，我就到饭店门口让他们出来，说几句话之后，将礼钱给了就走了，要是进屋了，就得吐到屋里。
起初是难受就去找医生看病开药，一次一个大夫给我开了三瓶胃药，我吃了一周，一瓶的三分之一还没吃到呢，每天早晨起床时嗓子都发干，闭不上嘴。
我去问医生是怎么回事？开药的医生说：“你傻呀，那是药物过敏了你还吃。”
大夫既然说吃药的是傻子，之后我就基本上不吃药了。
也做过胃镜，当时是主治医师给做的胃镜，当感觉到了管子头要拔出来的时候，内科主任进来了，我们很熟悉，他一看是我，就说：“等等，我来看看。”
就这样他又把胃镜管子重新插到了胃里搅和一遍，然后说：“没什么问题。”
医院彻底失去了信心，心想啥时候死了啥时候算吧，再也不治疗了。
一九九一年冬天，我父亲来到了我家，我们一起过的年，父亲教我使用血压计，不用听诊器的测量血压方法。
父亲在我这呆一冬，这一冬白天就去火车站里跟一帮老头说话，回来路过市场买菜回来。
不知怎的了，过完年他有点闹心了，就要回庆安想干点啥。
一九九二年正月十五元宵佳节刚过，他就回庆安了，没过几天我妈就得了重病。
她是看到我岳父岳母的照片后一病不起的，医院检查时还能走路，医生说不是脑血管方面的疾病，拍片子说是颈椎病。
回家找医生按摩，家里人都来了，我妈逐渐好转了，我父亲没走其他人就都回去了
。刚过两天我妈让我买纸，给我岳母烧纸送钱。
吃晚饭的时候，我妈说：“我得多吃点，要是死了也是个饱死鬼。”
我以为是开玩笑呢，就出去烧纸了，可能就六点多钟，路上的人太多了，纸没烧就回来了。
进屋我妈问我：“这么快就烧完了？”
我说：“人太多了，一会去烧。”
我妈说：“你给我打点水，我洗洗脸。”
我把水盆放在床前的凳子上。
我妈坐在床边，腿搭啦着，她伸手撩水时说：“我怎么够不着了，你帮我洗吧。”
我刚坐在床边，只洗了一把脸，我妈就躺在我的怀里了，嘴里喘着粗气。
我还以为是开玩笑呢，当我发现我妈的两条腿直了，我就感觉事不好了。
我爹在厨房刷牙呢。
我就喊：“爹，你赶紧进屋，看我妈这事怎么了？”
我爹进屋一看，就开始敲我妈后背，我妈换过一口气来了，就叫医院，早晨三点多就去世了。
到现在我这件事还是想不通，如果当时能把纸烧了，可能我妈就不会死了。
如果烧纸的时间长了，也不能救我妈的命，那我妈死的时候我就没在身边，更不能死在我的怀里了，这就是命。
于兴亚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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