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周骁后疫情时代跨国供应链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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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跨国供应链的中国布局

黄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第4期

摘

要

自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不断鼓吹“美国第一”、“制造业回流美国”等口号，动辄使用国内调查、单边制裁、退出有关国际组织等保护主义措施，导致全球范围内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出现较大动荡。与此同时，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多国和地区暴发，极大地扰乱了全球供应链的平稳运行，无论是国内抑或是跨国、跨地区的贸易多有停滞或衰减。新形势下全球和区域内供应链必将迎来重构，并深刻影响中长期全球范围内的物资流动与财富转移。中国应充分发挥自身智力资源、物流体系、政治经济环境、工业体系和国内市场等方面的要素禀赋条件，巩固和发展已有跨国供应链，并综合运用政治、经济等措施，进一步拓展自身优势。通过提供相关公共产品的方式，强化中国在全球与区域内供应链构建中的话语权，进而更好地对冲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平稳应对挑战。

关键词

跨国供应链；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中国布局；后疫情时代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生产结构已经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正如苏珊·斯特兰奇指出的：“主要适应于为本国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逐渐地、不平衡地而又显然不可抗拒地由主要适应于为世界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所取代。”[1]世界各国逐渐开始在经济上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起来，标志着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迫中断了数十年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始重新焕发活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战后大量出现的跨国公司生产国际化推动了各种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和优化组合，各国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相互依赖性逐步增强并整合成为统一的世界生产过程[2]。世界生产过程的形成，使跨国供应链（MultinationalSupplyChains）日渐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热门词汇。跨国供应链就是在世界生产过程中，执行采购原材料、将原材料转换为中间产品和成品,并且将成品销售到用户的功能网链[3]。该网络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然而，随着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此轮经济全球化开始陷入长达十余年的停滞，并延续至今。与此同时，以年英国脱欧公投通过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两大标志性事件为表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在欧美发达国家逐渐抬头，给各国经济合作罩上了一抹挥之不去的阴云。年初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则进一步打击了本已举步维艰的跨国供应链发展，诸多国家仍然深陷疫情的影响之中尚未恢复。

作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以及全球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4]，中国不可避免会受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极大影响。众多国家将此次疫情视为对跨国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压力测试”。美国政府官员也多次提出，希望趁此疫情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5]。以此为背景，本文将首先梳理世界范围内跨国供应链的发展态势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相关供应链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而以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等理论为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中国的应对策略及优势所在，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优化供应链布局的相关思路。

一、全球跨国供应链调整的趋势

跨国供应链概念发端于全球价值链理论。价值链理论由迈克尔·波特（MichaelPorter）于年首先提出[6]。波特认为，可以把单个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分为若干彼此相对独立，在功能上却又互相联系的生产经营活动，“价值链”的最初形态便是由这些生产经营活动所创造的价值串联而成。对生产分割的直观理解是企业将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生产任务（或称生产环节、工序）置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完成。原本各国在不同产品上的专业化分工也就逐渐转变为在全球价值链不同环节上的专业化分工[7]。在此基础上，波特进一步发展了原有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创造出一个连接分销商与供应商的“价值链系统”概念，从而将价值链理论由最初聚焦于企业内部拓展到了上下游企业之间[8]。

“跨国供应链”概念与“全球价值链”概念类似，强调考察国际生产网络内企业之间的价值分布以及国际生产网络之间的治理结构情况。在跨国供应链结构中，特定国家除了在最终产品层面进行分工生产之外，通常还专注于在供应链上的特定环节进行生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LawofCompa-rativeAdvantage）[9]和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FactorEndowmentTheory）[10]等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国家间的比较优势差异是由要素禀赋的不同所导致的，各国间比较优势的不同又决定了国际分工结构与国际贸易格局的差异。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国的供应链战略开始了新的调整。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在疫情发生之前，对跨国供应链进行调整的趋势就已经开始。

美国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供应链的安全，随着特朗普政府的上台，美国政府开始从战略、政策、法律等多方面进行系统部署。首先，通过将跨国供应链战略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美国加强了对跨国供应链安全风险的预警和防范。至年，美国政府相继公布了《保护战略矿产品安全和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11]、《美国联邦信息通信技术中来自中国供应链的脆弱性分析》[12]、《美国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供应链风险评估》[13]等报告，逐步提高了针对供应链安全的风险评估能力。其次，提高国防及高技术产业领域的供应链弹性以保障国家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年批准的《评估和强化制造与国防工业基础及供应链弹性》[14]报告中，提出在多个先进制造领域以及近10个国防领域，需要加强供应链弹性。在《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15]报告中，美国政府也多次提到了“供应链”的相关概念。再次，加强相关立法。年生效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16]对供应链关键环节的技术外流进行了十分严格的限制；《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17]、《国防授权法案》[18]等均提到控制供应链风险和进行相关审查等要求。最后，通过与伙伴国家加强合作以共同维护供应链安全。美国通过与日本和欧盟等伙伴国家签署各项有关供应链的“联合声明”，力图改进供应链的数据管理模式并提高相关解决方案的效率。例如，在中国工厂因疫情停工之际，日本拨出20亿美元专款，吸引日本企业将供应链转移回国。这项政策是应对疫情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一些官员甚至认为此政策事关国家安全[19]。

欧洲国家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以应对跨国供应链的新变化、新发展。例如，英国将供应链战略聚焦于下述层面：一是制定长期且全面的供应链发展战略，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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